上古时代，酒器在等级礼制中占有特殊地位。爵、尊这样的酒器之名，遂变成人的等级地位用词。“爵”是最重要的品位之名，“尊”是最基本的身份地位之词。酒爵（与酒尊）等级用于维系人之尊卑。

《酒之爵与人之爵：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》近期在三联书店出版。经精细考辨，作者梳理了“爵”之概念变迁，揭示出“五爵”是一套“容量化器名”，遂将五等之差与“以小为贵”等典礼用爵的等级架构公诸于众，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“容量化”等级酒器礼制得见天日。

(资料图)

澎湃新闻特选刊《一词二义：酒之尊与人之尊》章节。

一 “道在器中”：饮酒礼器的等级功能

“尊”字一词二义：“尊”是盛酒器的通称，字形是手持酒尊之象；“尊”又是最古老的身份用语，在“尊卑”这类词组中与“卑”构成两极。还有一个“爵”字与之类似，也是一词二义：“爵”是饮酒器的通称，字形是手持酒爵之形；又是最古老的位阶用语，用为封爵之“爵”。“尊”“爵”恰好都是酒器之称，又是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等级身份之辞。这透露了什么历史信息呢？

商代的酒器，在青铜礼器中可以占到2/3甚至3/4，首屈一指。在商周时代，尊、爵二者在标识身份、展示地位上发挥过特殊作用，成为权力财富的物化标识，这在汉语史上，就造成了上述的一词二义。而在制度史上，这又提示人们，在原生性社会，或者说在“前行政化时代”，成熟的爵秩品阶尚没有发展出来，这时候区分地位，在更大程度上借助于“物化”与“可视”手段，一些特定物品，由此发展为“原生等级标识”。至于哪些东西会成为“原生等级标识”，则跟社会特点与文化特点相关。

低等动物的“身份”区分，往往体现于职能分工，如工蚁、兵蚁、雄蚁与蚁后之分工，工蜂、雄蜂与蜂王之分工。高级动物如猴群，其“身份”形态就接近人类，呈现出尊卑高下之别了。当然进入现代后，社会又有了两种类型，一类职能分工的分量较重，一类地位高下的分量较重。传统社会则都是地位高下占主导，自初就刻意利用各种物化可视的方式，来强化尊卑高下了。菲律宾棉兰老岛的巴戈博人，其一生的渴望就是通过杀人获得特殊装饰：第二次杀人后可使用朱古力色的领带，第四次杀人后可穿着血红色裤子，达到六次，便可穿着全套血红色衣服,带一个红色袋子了。非洲南罗得西亚的恩德贝勒酋长国，国民分三等，第一等赞西人可以戴鸵鸟羽毛的头饰，赞西人和第二等恩拉人可以穿猿猴和山猫皮与尾巴制成的短裙，第三等洛兹维人则全都不能。英国盎格鲁—撒克逊时代的爵爷们，用帽子上的貂皮、金环、金叶片、银环与银球的数量，来区分爵级。

侯外庐有一个独到看法，他说尊、彝、鼎、爵这样的礼器，本身就是制度，“道在器中”：“‘礼’是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，即所谓‘礼不下庶人’，‘礼所以别贵贱’，‘礼者别贵贱、序尊卑者也’。这一种制度，藏在尊爵彝器的神物之中，这种宗庙社稷的重器代替了古代法律，形成了统治者利用阶级分化而实行专政的制度。这种权利义务专及于一个阶级的形式，完全是为了周代氏族贵族而设的一套机械。礼器的名称的总概念叫做尊、彝、鼎、爵，所谓‘唯名与器不可假人’就指贵族的专政。……其实‘器’表示古代的专政制度，‘道’表示统治者的权力思想。‘道’‘器’一源，‘道’更在‘器’中。”

“礼”是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，贵贱尊卑之道体现在礼器之中，这个论述，对“周礼”之特点，是一个很好的揭示。中国制度的发展，经历了一条由“俗”而“礼”、由“礼”而“法”的路线。原始风习是“混沌未分”的。“法”的核心则是一整套“纯粹的”、专门化了的法律条文。居于“俗”“法”二者之间的“礼”，仍保留了“俗”的特点，在相当程度上，仍是风习、道德、礼仪、宗教、政制、法律的混融物。“礼”中含有道德、正义，但它不同于“抽象”的思想体系；“礼”中含有制度，但它也不同于“抽象”的正式法规。“形而下者谓之器”，“礼”有形有象，它在更大程度上，要通过礼物、礼器、礼数及礼仪行为，来发挥功能。作为礼器的尊、彝、鼎、爵，寄托了权力思想，对应着等级地位，相当于具象的制度。“尊”又指身份，“彝”又指法律，“鼎”又指政权，“爵”又指位阶，权力思想和等级制度，蕴含于那些青铜礼器的物理形态和使用方式之中，即蕴含于物化、可视的方式之中。

“尊”是青铜礼器之通称，也是青铜盛酒器之通称，又用以指示身份、表达崇敬，“尊敬”“尊崇”“尊贵”“尊礼”“尊仰”以及“定一尊”等等用语，至今仍在常用语汇之列。当古人环顾各种事物，涉身各种场合时，不是别的什么器具，而是青铜礼器，尤其是青铜酒尊，在其心中唤起了最强烈的尊贵之感。这是怎么唤起的呢？或者说，如何利用酒尊来制造尊贵之感呢？试述如下。

二 崇高富丽与以小为贵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尊，酒器也。从酋，廾以奉之”，“以待宾客祭祀之礼”。大小篆的尊字像双手捧酋，酋从酉。苏秉琦认为，“酉”字源于原始时代的尖底瓶，原是一种盛酒礼器。朱凤瀚则把“酉”字追溯到了商代的大口折肩尊。王国维称“尊、彝皆礼器之总名也”。又马衡：“礼器之总名，古人概曰尊彝。有合称尊彝者，有单称尊或彝者”，“《礼经》称盛酒之器皆曰尊，犹之饮酒之器皆曰爵也”。综合相关论述，“尊”，第一是礼器之总名，第二是盛酒器之通称。本文随后对“尊”的叙述，将兼指青铜礼器、青铜盛酒器。

“尊”字有崇高之义，文献可征。如《易传·系辞上》：“天尊地卑”；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：“屋太尊……此宜卑。”“尊”字的这类用法，都是就视觉高度而言的。正如“崇”字的字形像山峰之高，“高”字的字形像台观之高一样，尊字的崇高之义，与酒尊的高耸外形不会没有关系。三代时的堂室布置很简洁空旷，尚没有后世的那些桌椅橱柜，主要的家具只是席与几，主宾又是席地而坐的，这样一来，高耸的青铜重器就更为醒目了。典礼上的酒尊往往成对使用，墓葬中也屡有对壶出土。张懋镕：“那么宏伟的一对酒壶耸立在那里，其地位不言而喻。”

高耸的器具不独酒尊，独独酒尊孕育出了一个尊卑用字，则除了“高耸”之外，酒尊还有更多特殊之处。周朝分封诸侯，往往伴以青铜重器之赐。“器”而称“重”，便因高大贵重而来。包括酒器在内的青铜重器多寡，与商周墓主的身份贵贱成正比。这些重器，是在祭祀、宴飨等隆重场合展示出来的。段玉裁：

凡酌酒者必资于尊，故引申以为尊卑字，犹贵贱本谓货物而引申之也。自专用为尊卑字、而别制罇樽为酒尊字矣。《周礼》六尊：牺尊、象尊、箸尊、壶尊、大尊、山尊，以待祭祀、宾客之礼。……飨礼、食礼亦必用尊，故约之曰“以待祭祀、宾客之礼”。

“贵贱本谓货物”，这个货物不是指一般物品，而是特指某人所拥有的财富，贵贱是用财富来衡量的。树比酒尊更高，山比酒尊更高，但人们不说“树贵”“山贵”，却说“尊贵”，便因为树、山不是个人财富。财富还包括各种木器、石器、玉器、陶器，还包括车马冠服等形形色色的器具用品，“尊”为何一枝独秀、技压群芳呢？因为“尊”是青铜礼器，青铜礼器代表了商周工艺的最高水平，代表了商周美术的最高成就，在物质生产与文化创造上都具划时代意义。在祭祀、宴飨等用酒场合，形制雄伟、纹饰富丽的牺尊、象尊、箸尊、壶尊、大尊、山尊之类分外夺目抢眼。“大钟鼎，美重器，华虫疏镂，以相缪；寝兕伏虎，蟠龙连组”，就是权势地位的绝好炫耀。概括说来，青铜礼器不但“高耸”，而且“高贵”。

青铜酒尊的高耸外形，赋予了“尊”字以崇高之义。然而事情还有更复杂的地方，根据礼书，酒器的使用反而是“以小为贵”“以下为贵”的。酒器“以小为贵”，说见《礼记·礼器》：

有以小为贵者：宗庙之祭，贵者献以爵，贱者献以散；尊者举觯，卑者举角。五献之尊，门外缶，门内壶，君尊瓦甒。此以小为贵也。

郑玄注：凡觞，一升曰爵，二升曰觚，三升曰觯，四升曰角，五升曰散。五献，子男之飨礼也。壶大一石，瓦甒五斗，缶大小未闻也。

“以小为贵”的原则涉及了两样酒器：庙祭所用的饮酒器，飨礼所用的盛酒器。在宗庙祭祀时，饮酒器依献酒者之贵贱，而有爵与散，觯与角之别。郑注“一升曰爵……”那段话出自《韩诗》学派的传述。据《韩诗》所述，贵者所用的爵仅容一升，贱者所用的散可容五升；尊者所用的觯仅容三升，卑者所用的角可容四升。孔颖达疏因云：“是尊者小，卑者大。”尊者的饮酒器反而较小，卑者使用的饮酒器反而较大，由此体现了“以小为贵”。

再看盛酒器。飨礼上使用的盛酒器有三种，缶、壶、瓦甒。瓦甒最小，仅容五斗，供国君饮用；壶大一倍，能容一石，供卿大夫饮用；放在门外的缶，容积最大，供堂下站立的士饮用。缶的容积，礼书失载，史无明文。孔颖达疏推测说，“近者小则远者大，缶在门外，则大于壶矣”，是所谓“小尊近君，大尊在门”。王夫之径云“（缶）当倍壶，容二石也”。又，在燕礼上，国君使用的两个瓦大（即瓦甒），与卿大夫使用的两个圆壶，是并排摆放在一起的，其大小对比就更显眼了。可见除了饮酒器，尊者的酒尊也是比较小的，盛酒器也是“以小为贵”的。此外在饮酒礼上，还会依献酒对象之贵贱，而换用大小不同的饮酒器。《仪礼·大射仪》：

主人洗、酌，献士于西阶上。士长升，拜受觯，主人拜送。

郑玄注：献士用觯，士贱也。

贾公彦疏：言“献士用觯”，对上献大夫已上觚。觚二升，

觯三升，用大者贱，用小者尊，故云“士贱也”。

那么请看：向大夫献酒，用二升之觚；向士献酒，换用三升之觯。是献尊者则用小爵，献卑者便换用大爵。又《仪礼·燕礼》也有“献士于西阶上”与“拜受觯”的礼节，与大射礼类似，根据郑玄注，这仍是“献士用觯，士贱也”之意，同于大射礼。

“以小为贵”的观念从何而来呢？周人对酒又敬又怕。周初统治者就发布政令，把商朝灭亡归结为“惟荒腆于酒”，把周朝兴盛归结为“不腆于酒”；申明“饮惟祀”，酒是用于祭祀、敬神敬祖的；规定日常活动“无彝酒”“罔敢湎于酒”；要求臣民培养节制的酒德，“德将无醉”。相应地，一种新奇的酒器礼制应运而生。它被设计成这个样子：饮酒器容量五等，分别为一升、二升、三升、四升、五升，“以小为贵”；盛酒器容量三等，分别为五斗、一石、大于一石，亦“以小为贵”。以节酒为美德的观念，逐渐形成。权贵们须为人表率，在饮酒时身先士卒，带头少喝；而饮酒时用小爵，就跟权贵身份联系起来了。

其实在很多时代，包括当代，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都不是上等人的做派。若酒爵较小，浅尝辄止，贵族风度、节制美德便宛然在目了。除了饮酒，吃饭亦然，“三饭而止，君子食不求饱”，也是一种贵族风范。可参看《礼记·礼器》：

有以少为贵者：……天子一食，诸侯再，大夫、士三，食力无数。

郑玄注：一食、二食、三食，谓告饱也。食力，谓工、商、农也。

孔颖达疏：尊者常以德为饱，不在食味，故每一飧辄告饱。……食力，谓工、商、农，庶人之属也。……此等无德，以饱为度，不须告劝，故飧无数也。

天子吃完一道饭，随即“告饱”，宣称吃足了。这是“天子一食”。诸侯两道饭告饱，大夫士三道饭告饱。至于“食力”者，即从事体力劳动的工匠、商人、农夫，可以一直吃到真饱为止，无须“告饱”。孔疏解释说，这就是有德与“无德”的区别。吃得越少，越显风度。礼制刻意设计成这个样子：让你感觉“贵族以节制为荣”。

尊者使用较小的盛酒器，还可以显示专有、独占。大夫、士的酒尊是众人共用的，容量较大；国君的酒尊仅供个人专用，其小巧的外形，反有“一人独尊”之效，更具尊贵感。现代社会也有“以小为贵”的现象，例如，吃小灶的是一等人，吃大食堂的又是一等人；小轿车接送的是一等人，挤公交地铁的又是一等人。

还须指出，尊者的酒爵虽然较小，装饰却更为精美。天子、国君之爵，以玉为饰的称“玉爵”，以瑶为饰的称“瑶爵”，以璧为饰的称“璧角”“璧散”，以象骨为饰的称“象觚”。至于大夫、士所用之爵，就只有疏刻，而无他饰，简陋得多了。还不能忽略，酒尊之“尊”固然有崇高之义，但其摆放却是“以下为贵”的，即，摆放得越矮反倒越高贵。《礼记·礼器》：

有以下为贵者：至敬不坛，扫地而祭。天子、诸侯之尊废禁，大夫、士棜、禁。此以下为贵也。

郑玄注：废犹去也。棜，斯禁也，谓之棜者，无足，有似于棜，或因名云耳。大夫用斯禁，士用禁。如今方案，隋长局足，高三寸。

2．龙纹禁，西周。1928年宝鸡戴家湾出土，天津博物馆藏。同上书，第274页

3．龙纹禁，西周。1901年宝鸡戴家湾出土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。同上书，第251页棜、禁是摆放酒器的长方形箱式器架，从出土青铜实物看，也是相当精美华丽的。“天子、诸侯之尊废禁”，是说天子、诸侯的酒尊不用器架。“大夫、士棜、禁”，根据郑玄注，应理解为大夫用棜，而士用禁。棜也称“斯禁”，斯禁是无足的；士用禁，禁有足，高三寸。天子、诸侯不用斯禁、禁，其酒尊是直接放在地上的，那就很矮了。大夫的酒尊放在斯禁之上，摆放效果就高得多了；士用的禁有三寸高的足，比大夫的器架又高了三寸，而且其饮酒的缶体形更大，因而更为显眼。身份越高，供其饮用的酒尊摆放得越矮，越不显眼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王夫之有一个很迂曲的解释：“禁，承尊架也。人君之尊，或用舟，或用丰，皆如盘就地措之，不用禁。‘禁’之为言‘戒’也，君尊，不敢施戒焉。”王夫之释“禁”为“戒”，这是袭用郑玄了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郑玄注：“禁，承尊之器也，名之为禁者，因为酒戒也。”王夫之意谓，此物之所以称“禁”，其寓意是“戒”，即要求使用者节酒，然而对国君是不能施戒的，所以国君的酒尊就不使用禁了。可是郑玄这个“禁＝戒”之说于古无征，跟汉儒的“觚，寡也，饮当寡少”，“觯，适也，饮当自适也”，“角，触也，不能自适，触罪过也”，“散，讪也，饮不能自节，为人所谤讪也”相去不远，都是借助音读率易引申。由于对国君不能施禁，所以就把他的酒尊摆在地上这个论点，殊不足信。

对酒尊的摆放“以下为贵”，前人的解释不如人意。那我来做一尝试吧。古人席地而坐，器物放置得低一些，拿取就方便一些。查阅汉代画像砖石中的宴飨场面，以及汉代壁画中的宴飨场面，餐具与酒具通常都放在地上。若比较春秋以上与秦汉以来的墓葬，就会有两个时代之感。后者早已不拘泥古礼，社会风气高度世俗化了。由此推知，把餐具与酒具放在地上，在汉人心目中是最便利、最随意的做法。顺便说，当代日本民居，往往仍是席地而坐；物品在地上随意放置，也是常见的景象。

从战国宴乐图所见的春秋饮酒场面看，酒尊或放在地上，或放在有足的架子上，两种情况都有。架子的形状类似于俎。酒尊放在架子上，就便于站立酌酒，不必弯腰，这是比较适合于立饮，适合礼书所描述的那种主宾频繁移动、彼此献酒的场面的。

至如国君宴请臣下的燕礼，跟大夫相互宴请就不相同了。据礼书所记，在燕礼进程中，国君在席地而坐之后，基本不用起身，他委托宰夫承担献主，代替他频繁走动，与来宾献酬。在这时候，供卿大夫饮酒的两个方壶放在斯禁上，以便主宾站立酌酒。士在堂下站立，供其饮酒的缶就需架得更高一些。供国君饮酒的两个瓦大放在国君对面，把它们直接放在地上，而不是高高架起来，这是最让国君感觉舒适的摆法，因为这样摆放，与国君席地而坐的姿态相符，与国君视线的高度相符，也同国君日常闲居时的习惯相符。就是他人看来，摆在地上的瓦大与安坐席上的国君，在视觉上也最为协调。我这样悬想国君的态度：我是主子，哪怕宴请臣下，一切布置都要让我最便利、最舒适，包括我那两个瓦大的摆放；你们是奴才（“臣”），来我家做客，斯禁上那两个方壶，既代表我一己的显赫，也代表我施给你们的恩惠。可以认为，把礼宾的两个华丽方壶置于华丽的斯禁之上，是用来炫耀的；把一己饮用的瓦大放在地上，是用来提供舒适的。除了前者，后者也是特权：只有国君（及天子）才有资格在燕礼上安坐如山，怎么舒适、怎么便利就怎么待着，随心所欲，卿大夫士全都不能。

可见，可视化等级标识之发挥作用，不仅仅有“线性”的方式，还有各种微妙精巧的方式。酒尊以“尊”为称，也就是以高耸为称，但其使用又是“以小为贵”“以下为贵”的。大者贵还是小者贵，高者贵还是低者贵，均须具体分析。酒器等级礼制与现行等级秩序的配合，在各个细节上各有洞天，异彩纷呈。

三 陈设曰尊与奉酒以献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尊，酒器也。从酋，廾以奉之。”“廾”是双手捧物，在“尊”字中所捧的就是酒尊。“廾以奉之”是一个动作，表明了“尊”字也用为动词。“尊”是个什么动作呢？首先是陈设礼器的动作。

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铜器，有自名为“飤鼎”“头鼎”“用戈”“龢锺”“歌锺”“行锺”“盥缶”“盥匜”等，也有自名为“尊缶”“尊盘”“尊匜”的。唐兰认为，器名之前的限定词之异，涉及了器物的功用之异：

称为“尊缶”“尊盘”“尊匜”等器，跟“盥缶”“盥匜”，显然是有区别的。凡称为“尊”的器，是指在行礼时放置在一定的位置的器。《左传》昭公十二年说：“以文伯宴，樽以鲁壶。”《士冠礼》“侧尊一甒醴在服北”，郑玄注“置酒曰尊”。胡培翚《仪礼正义》说：“置酒谓之尊，犹布席谓之筵。皆是陈设之名，非谓酒器。‘侧尊一甒醴’，犹言特设一甒醴耳。”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，鼎在铭刻里有时称为“尊鼎”，可见即使并非盛酒之器，也可以称尊，“尊鼎”等于是陈设用的鼎；“食鼎”则是食用的。“尊缶”“尊匜”是陈设用的缶和匜，“盥缶”“盥匜”则是盥洗用的。这正如在锺里面，有“龢锺”“歌锺”“行锺”之别。功用不同，名称也就不同。

“尊”为“陈设”之意，在古文献中有很多例子。除了唐兰上文列举的那一例，又如《仪礼·士冠礼》：“尊于房户之间”；《士昏礼》：“尊于室中北墉下”；《大射仪》：“司宫尊于东楹之西两方壶”；《士虞礼》：“尊于室中北墉下，当户，两甒醴、酒”。这些“尊”字都是动词，指的都是在典礼上陈设酒器。所以“尊＋器名”，也表明此器是在典礼上用于陈设的。

对器物自名现象，后来学者又提供了更多分析，进一步显示自名中的限定词涉及了此器的特征、性质、用法。诸如“尊缶”“尊盘”“尊匜”“尊簋”“尊鬲”“尊壶”“尊罍”“尊霝”“尊盉”之类自名，若依唐兰之说，都是陈设于行礼场合的器物。虽然也有学者觉得，这些器名里的“尊”字只是尊、高之意，类似“宝鼎”之“宝”。不过尊、高与“陈设”其实并无矛盾。强调其尊、其高也就是强调观赏效果，也就表明了此器不是用于“食”“盥”等等的实用器具，而是用于陈设以供观赏的器具。

黄盛璋赞成唐兰的意见：“同一人所作之器，即有一称‘宝×’，一称‘尊×’之例，可证尊器仅表示其器尊贵，与用途无涉”，“至于对称时如蔡侯两缶，一称蔡侯盥缶，一称蔡侯尊缶，称尊缶的可能是表示此缶行礼时可用于陈列，所以较为尊贵，而称盥缶的则为一般用器，不用于行礼时陈设，以别于用作礼器之尊缶”。若同一形制的两件器物或“尊”或否，那么称“尊”的那一件显然就是用于陈设的，“蔡侯尊缶”“蔡侯盥缶”便是一个好例子。黄盛璋进而推论：“按‘尊’字为双手奉酒器之象，当象在宗庙祭祀中奉酒敬神，本意实为动词，解为酒器系由此引申而来，至尊贵意则更由宗庙祭器引申。”“尊器”陈设于隆重典礼之上，典礼的隆重程度，决定了那些礼器、酒器的尊贵程度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释“尊”为“廾以奉之”，目的是“以待祭祀、宾客之礼”。谭戒甫也认为“尊”是奉酒之意，但他所强调的不是奉酒之器，而是所奉之人，即奉酒致敬的对象：“按酌酒实尊，必双手奉上以示敬，引申为凡尊敬之称。”作册夨令簋：“尊俎于王姜”，“用尊事于皇宗”；殷器其卣：“王□尊文武丁。”对这三条铭文，谭戒甫指出前一个“尊”就是“待宾客”，后两个“尊”就是“待祭祀”。这样，就把《说文解字》所说的“以待祭祀、宾客之礼”，从“人”的方面具体化了。无论是以酒奉生人，还是以酒奉鬼神，都属“尊礼”，被奉酒的对象也就是“尊者”了。礼器之所以称“尊”，源于奉酒以献；人之所以为“尊”，也来自奉酒以献。春秋礼制又有了不小发展，很多物品都被等级化了。在祭祀、宴飨之礼上，不光要奉酒，也会奉食，奉食所使用的鼎、簋、豆等食器，也有等级差异，可以区别尊卑。何休云：“礼祭，天子九鼎，诸侯七，卿大夫五，元士三也。”《周礼》又云“王日一举，鼎十有二”，这“鼎十有二”，据郑玄说包括“牢鼎九，陪鼎三”。这就形成了一个列鼎等差。“列”既有“组合”之义，也有“陈设”之义。列鼎的研究者提出，天子之所用鼎，可能如《周礼》所云最高为十二鼎；西周末及东周以来，卿士、诸侯最高也用九鼎（有时还有陪鼎）；鼎与簋是搭配使用的，如九鼎八簋、七鼎六簋之类。又如豆的使用，同样等级鲜明。《礼记·礼器》：“礼有以多为贵者……天子之豆二十有六，诸公十有六，诸侯十有二，上大夫八，下大夫六。”同书《乡饮酒义》：“六十者三豆，七十者四豆，八十者五豆，九十者六豆，所以明养老也。”

由此可见，食器的等级性也很鲜明，那么，为什么酒尊独“尊”呢？为什么古人说“尊卑”却不说“鼎卑”“豆卑”呢？一言以蔽之，就因为“尊”这个词是商族造出来的。一个统计显示，晚商时酒器占青铜礼器的70%弱。另一统计显示，殷墟四期青铜礼器中的酒器占比，第一期为79%，第四期为69%。商人嗜酒，可见一斑。所以是从酒器之名而不是食器之名中，派生出了“尊”这个身份用词。学者指出：“从出铜礼器的成批墓葬材料中可以看到，西周早期以后，礼器中食器的比重逐渐加大，酒器则相对地减少。到了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，最常见的礼器是鼎、簋、盘、匜、壶五类，鬲、甗、豆次之，酒器则居于更次要的地位”；“西周中叶以前，酒器的比重较大，可以说是‘重酒的组合’。西周中叶以后，酒器减少，食器增多，逐渐变为‘重食的组合’”。周初“限酒令”看来相当有效。＋“重酒的组合”体现为“爵＋觚”组合，“重食的组合”体现为“鼎簋”组合。“鼎”成了政权的象征，成了一个政治符号。但人们依然说“尊卑”而不说“鼎卑”，究其原因，就是商人是文字创造者，他们先行把酒尊之“尊”引申为尊卑之“尊”了。这就是“先下手为强”的道理。说到这里，难免有人会这么想：若周在商前，或商前无周，没准儿“尊卑”这个词真会变成“鼎卑”的。

但仍要指出，在出土实物中，西周中期后，酒器数量远不如食器这样一点，能证明食器使用频度高，但不能证明酒器不尊贵。周统治者要求“无彝酒”，即日常生活中不得纵酒。酒不喝也死不了人，一日两餐则不能少，天天都得吃饭，所以食器比重大，酒器比重小。但祭祀、礼宾之时，酒仍不可或缺，因为在祭祀与礼宾之时，奉食远不如奉酒的致敬功能强大。众所周知，以酒致敬是各个社会的普遍习俗，古今中外大抵如此。那绝非偶然，而是酒精（乙醇）麻醉神经、刺激大脑的强大功能所决定的。饮酒所造成的兴奋欣快，至今没有任何一种食品可以相比，除了毒品。饭食更难以相比，无法取而代之。如果你经常参加宴请，就会发现有酒或无酒，气氛判然不同。对这一点，早在原始社会饮用自然果酒的先民那里，就已充分感知到了。所以周朝酒器的等级意义，我认为并未衰颓，整齐精致的酒器等级制是在周朝衍生出来的，便是明证。只有祭祀、礼宾时才能饮酒，反将造成“物以稀为贵”，变成偶或一遇的盛会。

不但酒器有等级之别，就连酒本身也有等级之别。不同种类的酒也是尊卑各异的。醴与酒相比，则醴尊于酒，所以贵族飨礼及冠、昏、聘、丧等典礼用醴，而乡里的饮酒礼只用酒；玄酒、醴醆、粢醍、澄酒四者等而下之，祭祀时需分别放置在室、户、堂及堂下等不同地方。

“酒”与“礼”的联系千丝万缕。苏秉琦认为“酉”字是尖底瓶之象形：“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‘尊’‘奠’，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，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，而应是礼仪、祭祀用酒。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，正所谓‘无酒不成礼’。”王国维认为，用来盛玉而奉神人的器具谓之“豊”，“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”，再进一步，“奉神人之事”便通谓之“禮”了。杨宽也认为“禮”源于“醴”：“醴”是用来敬献的高贵礼品，飨礼上的献醴仪式称为“豊”；这种敬献仪式既用于贵宾，也用于贵神，因而“豊”又从“示”作“禮”。推而广之，凡是用醴来敬宾的仪式，也都称为“禮”了。杨宽还引凌廷堪之说以证之：“凡宾主人行禮毕，主人待宾用醴，则谓之禮；不用醴，则谓之傧。”虽然王国维、杨宽对“豊”字构形的解释还有推进余地，裘锡圭、林沄另有更好解说，但“醴”与“禮”存在密切关系这一点，仍显而易见。周聪俊概括说：“（豊）字从珏从壴以会‘行禮’之义，进而奉神祇之酒醴则谓之醴，奉神祇之事谓之禮，初皆用豊，其后分化为‘醴’‘禮’二字，各有专字可役。”诸家说法虽不尽相同，但都反映了“醴”与“禮”相为表里，醴酒在上古典礼中具有特殊意义，进而酒器在上古典礼之中，也具有了特殊意义。

四 “卑”字来源臆测：低矮低贱之饮器？

表示“低下”之义时古人使用“卑”字，如尊卑、崇卑、高卑等。

尊、崇、高等字，都有具体所象之物，分别象酒尊之高、象山峰之高、象台观之高。类似现象，又如“廣”的本义是殿上的大屋；“薄”的本义是苇、竹编织物，如席、帘之类，“蚕薄”即蚕帘；“短”“矮”二字从矢，乃因为“有所长短，以矢为正”。以此类推，“卑”字可能也关涉着某种具体事物。这个事物，第一应是常见的东西，有代表性；第二是能给人低矮卑下之感，故卑字本有卑下之义；第三，这东西还可能跟“尊”字所涉事物是同类事物，同类事物就容易形成对比，也便于对比。

许慎释“卑”：“贱也。执事者。从甲。”“”即左手，许慎把“卑”说成是左手持甲之形，那“甲”是什么东西呢？有人提出“甲为带柄器械状”，“持械做事为下等人所为，卑贱。”刚才提到“尊”有二义：“高耸”与“高贵”；与之相应，“卑”字也有二义：“低贱”与“低矮”。“执事”的身份虽可以同“低贱”联系起来，跟“低矮”却没有必然关系，“下等人”中也有身材高大的人吧。

另有一些推测，则把“卑”跟酒器联系起来了，认为“卑”字的手持之物是缶、扁壶或横壶之类。这样一来，就跟“尊”来自酒尊，字作手持酒尊之形这一点，相映成趣了。下面把若干论点简述如下，以供参考。

高田忠周认为卑字从缶。林义光看法略同。“缶”可以用为酒尊。许慎：“缶，瓦器，所以盛酒浆。”在饮酒典礼上，缶被用作盛酒器之一。如前所述，在飨礼上，君主用的瓦甒大五斗，大夫用的壶大一石，没资格登堂入室，立于堂下的士使用缶，缶容量大于壶。就缶的使用者身份最低而言，缶是可以跟“低贱”联系起来的；但就容量而言，缶反而是最大的，外形并不低矮。

马叙伦也加入讨论，斟酌诸说而下己意，称林义光的“缶也，手持之”之说“亦可从”，不过最终，“伦谓朱说为是”。“朱”就是清人朱骏声。朱骏声认为“卑”字中左手所持的，应是一件“圆榼”，是酒器之象形：

按许说形声义俱误。此字即椑之古文，圆榼也，酒器象形，持之，如今偏提一手可携者。其器椭圆，有柄，故《考工·庐人》注云：“齐人谓柯斧柄为椑。椑，椭圆也。”《广雅·释器》：“匾榼谓之椑。”《史记·大宛传》注“饮器，椑榼”。索隐：“谓今之偏榼也。”字亦作匾。《纂文》：“匾㔸，薄也，不圆也。”犹《广雅·释木》“下枝谓之□㯕”。《一切经音义》：“关中呼广薄为□㔸也。”从匚扁声，匾、卑双声。转注为尊卑。凡酌酒必资乎尊，礼器，故为贵；椑者，如《左传》“摄榼承饮”、《孔丛子》“子路嗑嗑尚饮十榼”，便于提携、常用之器，故为贱。亦如货贝有贵贱，转而为人贵贱之称也。

朱骏声认为“卑”是“椑”的本字，而“椑”就是圆榼、匾榼之类扁圆形的酒器。其“凡酌酒必资乎尊，礼器，故为贵”之说，跟段玉裁的“酌酒者必资于尊，故引申以为尊卑字”如出一辙，但朱氏的推进之处，是把“尊卑字”中的“卑”字也落实为酒器，落实到一种低廉便携的常用酒器之上了，其器形特点一是椭圆，二是广薄或扁。又王念孙也认为“椑之言卑也”，“然则正圜者谓之槫，圜而匾者谓之椑”，“匾与椑一声之转”，而“匾榼谓之椑”。总之，朱、王二氏都认为椑、卑息息相关，而“椑”既指涉盛酒器，又指涉扁圆形，所以椑榼亦名匾榼。

由此推想“卑”字中的手持之物，可能是某种扁圆形的常用品，古人举目即见，便从中抽象出了一个“扁圆”之义。因为这东西质料为木，所以又给“卑”字增加“木”旁，作“椑”；因为这东西外形低矮，所以又有了“卑”义。

正如环、方、角等词，既可以指具体事物，如玉环、土方、墙角，也可以指抽象的环、抽象的方、抽象的角一样，椑（卑）既可以指某种具体器具，也可以指抽象的扁圆。这抽象的扁圆所涉具体器具，也有两类：立置的扁圆器具，平置的扁圆器具。

“椑”以其“扁圆”之义冠之于榼，便有了“椑榼”之名，“椑榼”又称“匾榼”，也就是形体扁圆的扁壶。扁壶是立置的扁圆器具。“椑”以其“扁圆”之义冠之于盘，便有了“卑㔸”之名，“卑㔸”又称“匾㔸”，也就是盘、盆之类。盘、盆是平置的扁圆器具。这一点可参王念孙：“《纂文》云：‘匾㔸，薄也。今俗呼广薄为匾㔸，关中呼㔸。’器之大口而卑者，与广薄同义，故亦有瓯㼵之名。又匾㔸与㔸一声之转，大口而卑者谓之甂，犹下文匾榼谓之椑矣。”“卑㔸”“椑榼”中的卑、椑二字，把非扁圆形的盘或榼排除在外，区分开来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扁壶、圆盘随处可见，在人们心目中，二者就是扁圆形的主要代表。

现代学者推定“椑”为扁壶，也有释之为横形壶的。“椑”字从木，这表明“椑”是竹木制品。金属扁壶另行写成“錍”。另有一个“㼰”字，从卑从瓦，“瓦”是陶器的通称，“㼰”则为陶质的瓶形容器，虽不是扁圆的，但陶扁壶的出现也很早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朱书“文”字陶扁壶，距今4000年以上，当是最古老的扁壶之一。在古人的记忆中，最早出现的竹木陶器最简陋，是庶人用的，所谓“古者污尊抔饮，盖无爵觞樽俎。及其后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”。若拿庶人用的竹木椑或陶椑跟精美富丽的青铜礼器相比，前者很容易引发“低贱”之感。

与之同时，椑作为私家日用品或“便于提携、常用之器”，其体形又很小。铜錍的容量有三四斗的。至于削竹而成的竹椑、挖木而成的木椑，其容量可能连一斗都达不到，数升而已。比之崇高的青铜礼器，比之容五斗的瓦甒、容一石的方壶，竹木椑的体积不及其1/5、1/10，必然是非常“低矮”的。总之，至少就竹木椑而言，是可以兼“低贱”“低矮”而有之，一身二任的。

除了“前后扁”的椑榼，朱骏声、王念孙所提到的卑㔸、匾㔸，也就是“上下扁”的圆盘，也不妨纳入视野。盘子通常用为食器、水器，但也是可以用为酒器的。贵族财力雄厚、器具种类繁多，有专用的青铜酒器；至如普通人家的木盘、瓦盘，就难免一器多用，兼为酒器了。战国以来，贵族饮酒开始流行椭圆形的扁腹耳杯了。汉墓出土的“卑㔸”，其器形为圆盘，是用作食器的；同时出土的耳杯，则兼为食器与酒器。由汉墓中卑㔸与耳杯的情况向上追溯，耳杯也许是由圆盘分化、演变而来的，因有双耳，盘身就变成椭圆形了。瓦质的盘称“甂”或“甂㼵”，被认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，属于“陋器”，甚至是用来喂狗的。外形扁圆、“大口而卑”的卑㔸、匾㔸，即木盘、瓦盘，也会被平民用来饮酒，而这可能是卑字“低贱”之义的又一来源。哪怕只作为日常容器，不作为酒器，卑㔸、匾㔸也是可以跟青铜礼器形成对比的。

从心理规律说，在“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”时，或在取譬引喻之时，最容易形成对比的，必定是同类事物，如“黄钟弃毁”与“瓦缶雷鸣”之对比，如“鲲鹏”与“蓬间雀”之对比，如“金玉缘”与“木石盟”之对比。贵、贱之所以成为反义词，也是因为二者都指钱币。总之，段玉裁所谓“贵、贱本谓货物，而引申之也”，王念孙所谓“亦如货贝有贵贱，转而为人贵贱之称也”，都可以取信。基于同一规律，与“尊”形成对照、构成两极的，在古人视野中会是哪些器物呢？

这样看来段玉裁“凡酌酒者必资于尊，故引申以为尊卑字”的论断，朱骏声“凡酌酒必资乎尊，礼器，故为贵”，椑榼、卑㔸“便于提携、常用之器，故为贱”的论断，便不无道理了。当古人的视线从盛大典礼上雄伟壮观的青铜酒尊，从崇高富丽的“金罍”“兕觥”“金斗”“玉卮”移开，转观卑小简陋的日用木椑、卑㔸之时，低矮、低贱之感，就将油然而生。

《酒之爵与人之爵：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》书影“卑”的字形到底该怎样解释，尚没有众望所归的答案。而清人留下了一个思路：“卑”由某种同“尊”外形相反、构成对照的日常容器引申而来，这想法未必毫无价值。概而言之，存在着一种可能，“尊”来自高大华贵的青铜酒器，“卑”来自扁圆形的木椑、卑㔸，木椑、卑㔸就是那种同“尊”外形相反、构成对照的，给人低矮、低贱之感的日常容器。“酒之尊”与“人之尊”存在着内在联系，尊贵之“尊”是从酒尊之“尊”引申而来的。其间联系，首先就是青铜礼器或酒器的“高耸”与“高贵”。进而“以小为贵”“以下为贵”又提示人们，酒尊以其视觉效果发挥等级功能的途径是多样化的，其间的用意与感受也是多样的。“尊”作为动词，本义是置酒、奉酒。“陈设曰尊”，表明青铜礼器最具可炫耀性；“奉酒曰尊”又表明，无论是奉鬼神还是奉宾客，酒最具致敬功能，酒器便成了礼典的核心要素。清代学人提示，卑、椑相关。木椑、卑㔸的低矮、低贱，跟青铜礼器的高耸、高贵构成两极。当然，这一点有待考古文字学者来证实或证伪。“酒之尊”与“人之尊”的关系给人的启发，就是前行政化时代的等级秩序，仍带有浓厚的原生性，其时身份展示、地位标识，在更大程度上要借助于物化的、可视的方式，包括借助于酒尊。“尊”字的一词二义，便是酒尊之等级功能在汉语史上留下的痕迹。

（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，原文标题为《一词二义：酒之尊与人之尊》，全文原刊于三联书店出版《酒之爵与人之爵：东周礼书所见酒器等级礼制初探》一书，澎湃新闻刊发时部分内容有删减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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